微向后靠在椅背上,唇角向上牵动,露出一个温和的笑容。
“我叫你莫尼,你不介意吧。”他说道,声音轻柔,“医生通常不赞成大家对着书进行自我诊断。”
司莫尼没有回应称呼,只是继续说道。
“我注意你不赞成的还有一点。”她的目光落在张教授的脸上,“书的第三章中你提到,你认为医生并不一定要诱导病人讲出感受,你的原文似乎是:传统心理治疗在某种程度上夸张了宣泄情绪的必要性。”
张教授的身体微微前倾。
“为什么会特别注意到这一点?”
“我想这样的话,你就应该能理解。”司莫尼的声音依然平静,“如果有一件事我不愿意谈,并不代表我不配合治疗,你不必非要花时间穷究我回避的根源。”
张教授微微颔首,身体放松了一些。
“我确实会评估你的回避在心理学层面意味着什么。”他说道,“但我不会一定诱导你讲出来,每个人对创伤的处理是不一样的,不想表达对某件事的想法和感受,并不见得就是心理不健康的表现。”
通过这段对话,两人似乎达成了一种治疗上的默契和共识,一个关于界限和尊重的无声协议。
达成共识后,司莫尼每周都按时去接受治疗,从不迟到,她的时间观念异常精准。
治疗过程主要是张教授提问,司莫尼回答。从第一天接受治疗起,司莫尼就再没有表现出抗拒,非常配合,她的身体放松,没有一丝紧绷。即使提到李锁柱的名字,她也毫不回避,只是平静地陈述事实。
然而,对于她不愿意深入回答的问题,她总是泛泛作答,一带而过,像是在湖面上蜻蜓点水,不触及水底的深邃。
与许多渴望摆脱抑郁痛苦的病人不同,司莫尼似乎接受自己所有的症状,包括持续的失眠和药物引起的一系列痛苦生理反应,她像一个旁观者,冷静地观察着自己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她从未像其他病人那样向张教授提出问题,或指望他给出立竿见影的解答,仿佛她并不期待被治愈。
在治疗初期,张教授尝试使用悲伤辅导的常规方法,引导司莫尼回忆创伤事件的经过,试图让她强化死亡的真实感,从而接纳“死者不可能复生”的事实。他轻声描述,试图唤起她的情感。
然而,司莫莫尼面无表情地凝视前方,目光落在张教授身后的墙壁上,平静地告诉张教授。
“张教授,我16岁丧母,清楚知道死亡是怎么一回事。”她的声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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