婷的归来欢呼雀跃,因为这是三大队所有知青共同努力的结果。也让1977年开年的第一天的夜晚,从此不再是寻常的一天了,这是胜利,是希望的一天。
喜悦过后,知青们坐下来,静静听着陈婷的讲述:
“我被带走那天,没有跟那几个人坐同一辆车,是坐调查组领导的车去的公社。到了公社,也没有跟他们关在一起,我被送到了公社后院的一个房间里。房间里有书桌,有炕,有被褥,后来我才知道,这里是公社招待所。领我来的人告诉我,除了去厕所,尽量不要出这个房间,说完就走了。
晚上,有人过来给我送了一盒饭,告诉我吃完了扣上饭盒盖放在桌子上就行,明天早上送早饭时她会来拿走。饭菜很可口,我很久没有这么安心地吃过一顿饭了。第一晚,我的房间没有人来过,那一晚我睡得很踏实,这种踏实的感觉已经很久没有过了。
早上吃完早饭,问询就开始了。他们问得非常细致,我也是有问必答。特别是问到曲柱子骚扰我的时候,我会回忆起那三年的每一个细节去诉说。问到黄主任时,我没有恶意编排,都是实话实说。
问完话后,他们给我留下笔和纸,让我把下乡五年来的经历写出来,然后就走了。三天后,调查组的人才过来。
这次过来不是问话,而是谈话。通过这次谈话,我明白了,这起案件已经被定性为对社会影响恶劣的典型‘英雄造假’案件。我作为这起案件的参与者,虽然有过错,但好在及时醒悟,有勇气对‘英雄造假’案主犯黄利军和黄文正叔侄二人当众检举揭发,所以不再过于追究。有功也不奖励,就算抵过了。
其实我能将功补过的主要原因,是像我这种下乡女知青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所遭受的骚扰、逼迫、恐吓和欺骗等恶劣行为非常普遍。这严重侵犯了女知青的人身权利和尊严,违背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的初衷。
我始终保持自己的思想觉悟,有勇气在适当时机当众检举揭发,为党和国家、为人民清除资产阶级残余毒瘤。
所以,公社把我的事迹作为‘下乡女知青典型案例’对外宣传,引起更多人对下乡知识青年和社会对此类事件的反思。
后来,我又到了县里,接受着不同人的问询、谈话,还有记者采访。我还在不同场所面对很多人,声泪俱下地讲述我的事迹。最后,县里案件调查组负责人向我陈述了案件调查结果:‘英雄造假’案主犯黄利军和黄文正欺骗地方政府、军队、党和国家及人民群众,他们二人对自己犯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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