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能保它。蜀国地势不是不险要,高山上接云霓,深谷不见日月,关隘险道,束马悬车方能通过,有一夫操戈,千人莫挡之势。
然而灭蜀进军时,蜀国好像连一道篱笆都没有,我军斩将夺旗,斩杀敌军数万,乘胜席卷蜀地,直捣成都城下,汉中一带的蜀兵,像鸟栖于巢一样不敢出动。这也并非蜀人不愿战,实在是力量不足与我军抗衡。到刘禅投降时,蜀地各营垒官兵便悄然四散。目前江淮的难渡不会超过剑阁,山川的险要不会超过岷山汉水,孙皓的暴虐超过刘禅,吴人的贫困甚于巴蜀,而大晋的军队多于前世,军饷兵械多于往日。不趁此机会平吴,而屯兵据险相守,使士兵役夫日夜辛苦于战争徭役,旷日持久。
这种状况不能维持长久,应当及时定夺,统一四海。如果率领梁、益两州军队水陆并进而东下,荆楚军队进逼江陵,平南、豫州军队进攻夏口,徐、扬、青、兖等州军队进军秣陵,击鼓摇旗作为疑军,多方齐进,使敌军虚实难辨,以东南一角的吴国,抵挡天下大军必然兵力分散,人心慌乱,各种军需紧急难备。这时巴、汉军队顺流而下,直捣空虚腹地,一处陷落则全境震动。吴国国土沿江,没有前线后方之分,东西数千里,处处设防,战场广大,不能安息养精。孙皓肆意妄为,与下属互相猜忌,名臣重将失去信心,所以像孙秀这类人都害怕威胁而来投降。将帅疑于朝廷,士卒困顿于战场,没有保国安民之计,人心散乱,平时即有叛离之意,一旦兵临城下,必然有人响应而来降,他们最后不会齐心拼死尽忠是可以预见的。
将疑于朝,士困于野,无有保世之计,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犹怀去就,兵临之际,必有应者,终不能齐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不如中国,唯有水战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则长江非复所固,还保城池,则去长入短。而官军悬进,人有致节之志,吴人战于其内,有凭城之心。如此,军不逾时,克可必矣。
奏疏得到了司马炎的肯定,却遭到了朝内其他大臣的反对,权臣贾充、荀勖、冯紞等人的态度尤为激烈。他们提出西北地区的鲜卑未定,不应该两线作战。只有度支尚书杜预、中书令张华等少数人赞同。
恰逢晋军在秦、凉屡有败绩,羊祜遂再次上表:“东吴平定,则胡人自然安定,当前只应迅速完成灭吴的大业啊。”但还是遭到大部分人的反对,羊祜叹道:“天下不如意的事总是十有七八,目前有些人当断不断,当予不取,怎能不让以后的有识之士引为遗憾!
咸宁三年(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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