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提到‘哭坟事件’,我倒想问问:组织的领导干部是否必须摒弃所有人性温度?”
高育良扶了扶眼镜,语调平缓却暗含锋芒,“祁同伟同志在赵立春同志回乡时的表现,是出于对老领导家庭变故的共情。赵老母亲去世时,祁同伟同志曾受其关怀,这份情感难道不能理解?”
他刻意将“跪拜”转化为“吊唁”:“若因干部流露私人情感就扣上‘党性沦丧’的帽子,是否意味着我们要选拔一群冷血机器?”
随即话锋一转,“达康同志在赵立春同志主政期间,不也主持过吕州月牙湖美食城项目吗?当时的环境下,谁能保证每个决策都毫无妥协?”
这一反问既模糊了祁同伟行为的性质,又将李达康拖入“历史局限性”的共犯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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