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切的提醒汪兆铭,华毕成不仅是日本人的眼中钉,还是他们这个小团体的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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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佛海提到的高崇武是以汪兆铭为中心的妥协投降派集团势力中的一个重要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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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年初,汪兆铭派担任外交部亚洲司第一科科长的董道宁与“满铁”驻南京事务所主任西义显拉上了关系,商量促成中日“和平”。在西义显安排下,董道宁与“满铁”总裁松冈洋右见面。随后,董道宁又以汉口政府第三势力代表人士身份,先后与日军参谋部谋略科长影佐祯昭、中国班长今井武夫、参谋次长多田骏等人进行了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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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3月,汪兆铭让周佛海安排他手下的得力干将高宗武持派员身份到香港和上海活动。在上海,高宗武见到了董道宁,然后二人一起南下香港,同西义显、松本重治、伊藤芳男等人进行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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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高宗武向日方介绍了“低调惧乐部”的活动情况,并说武汉政府中的对日“和平派”将“逐渐占有主导势力”,得到了了日本方面的“赏识”。之后汪兆铭的小团体和日本人之间就没有断过联系,而最核心的联系人正是高宗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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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日本内阁改组后,新任外相宇垣一成加强了对中国的外交攻势。高宗武到香港向日本人表示汪兆铭领导的第三势力愿意作为中介促成中日“和谈”,这让宇垣一成喜出望外,高宗武秘密抵达日本,在影佐祯昭的安排下拜见了陆相板垣征四郎和参谋次长多田骏,并且重申汪兆铭希望可以开展“和平运动”的观点,眼下高宗武还在东京等日本人的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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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武的这次日本之行,正是汪兆铭集团投日计划中的第一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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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高宗武从东京传回来的消息,日本内阁对待汪兆铭这个小团体的态度尚处于摇摆之中。虽然近卫首相和外相宇垣一成都希望“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削弱中国现中央政府和实力派,使在敌人中间建立反战的政府”,对占领区实行“分治合作”。但内阁里面的其余几位重臣并没有表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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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汪兆铭来说,他当然是希望宇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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