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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通达听他们两个说这些事情,就插嘴道,“高层还是比较清楚这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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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说的清楚,其实就是在多年以前,对于这些问题就已经有了一些深刻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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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用邓公的话来说,就是某些人在政治上、经济上超脱现行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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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宣传上来讲,人与人之间并无贵贱之分,当国家主席的和一个掏粪工人也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陈通达说道,“但是,这是理想化了的社会,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决不是这样,所以邓公又说,特殊化不只是部分高级干部,各级都有,各个部门都有。总之,一些干部成了老爷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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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名学笑了一下后说道,“通达说的对,有的人,一当官了之后,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就应该高人一等了,就应该享受一点特殊待遇了,而且官当得越是大,就越觉得自己了不起,优越感越来越大,于是就四处伸手,政治上要特权,经济上要特权,生活上要特权,一句话,只要是存在利益上的调整或重新分配,他们就会情不自禁地产生一种优先权、占有权,而且在他们看来,这种优先、占有是理所应当的。若是对这些引起群众强烈不满,损害党的威信的问题不坚决改正,那么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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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没有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而且现在过于讲什么领导干部奉献什么的,这就有点儿自欺欺人了——”陈明洛说道,“讲奉献是有基础的,自己肚子都填不饱,看着别人天酒地,这心里面能平衡吗?反倒是西方式的官僚体系比较合理,干多少活儿就拿多少钱,你多拿一分钱就让你走人,省得那么多麻烦。去政治化的管理体系,接近于企业的模式,其实是最有效的,至少在对付贪腐方面很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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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现行的体制之下,官员们早就没有了奉献精神,但是权力却越来越集中,他们正在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于是,无论是组织内部系统的监督,还是组织外部系统的监督,如社会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等等,就都只能是一种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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