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出血”了一回,我给冯可临送了个大礼。我很早就知道该送的钱不能不送(那时候我父母还有心教我点什么),从前觉得这是白白流失,直到几年前我比同期的人更早升了课长,送钱这件事在我这就越发理所应当,也越发舍得了。安萧知道我给冯可临送礼的事,但她又不能问我什么。我感觉到她对我的观察,又感觉到她回归正常,这整个阶段里我对消息守口如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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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完礼之后我能做的只有等待,冯可临收下红包的过程是顺畅的,这种顺畅让我觉得她心里早就为我预留了位置。职位调动的消息向来由少数人传播着,这像某种鱼线一样,把红包和金条从欲望海里变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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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设想了很多我的去向,其中最好的是被调去别的分部当个小领导,我不能再和安萧在同一个屋檐下工作了。我离开这里,然后结交更能为我搭梯子的人,或许甚至不结交了,升上去之后工作轻松钱又足够,接下来就佛系一点,爱提拔不提拔。交上房租之后我还能有很多可支配的资金,我和安萧也能没什么顾虑地换新东西,还能留下存款——这段时间我浸泡在这种想象里,忽然就觉得所谓法律纽带带来的安全感,归根结底还是没有钱而已。当我们富裕起来,那种一劳永逸的美好真叫我不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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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看着安萧就笑起来了,她问我笑什么,我又抿着嘴摇摇头。我自以为用强大的忍耐力忍住了和她一起勾画美好未来的渴望,却不知道这其实是一种自救——那时尚不知结果的我,为日后失魂落魄的自己留下一条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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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都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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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是没有计划的,一个下雪的周末很难让人再去计划什么。我们一直在床上待着不起来,连交流也点到为止。我们的心里都有一个角落痒痒的,但是不能在同一个瞬间激起。我的双腿缠上她的时候她只是捏捏我,而她环抱过来时我却浅浅地睡着。这种循环一直持续到电话震动起来,安萧把我的手机拔下来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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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我伸手接过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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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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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萧回答我的时候我也已经看到了手机屏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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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诶,詹老板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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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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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说我们这行是没有什么周末可言的,我们的时间从来都跟着客户走,这种时候客户突然打过电话来,说今天正好有空可以见面,你能有什么办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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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好的,那詹老板下午见——嗯是的,还是那里吧,不会不会——好的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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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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