握手言和,很友好地道了别。
挂上电话,我坐在沙发上无所事事。
我回想起自己在医院里实习的日子,有一天,派出所送来个贪杯的酒鬼,三天没进食了,虚弱得厉害,高烧40度,脉搏每分钟155,并伴随严重的脱水。这个酒鬼神经兮兮,或者是烧得糊涂了,始终认为医院是日本的杀人营,所以他打骂医护人员,粗言秽语不堪入耳;他坚持要逃走,认为那是逃出杀人营的唯一活路。
我们该怎么办?任由他跑出医院在大街上晃荡,直到痉挛脱水而死?还是不顾他的个人意愿,强制安排住院,给他服用大量的镇静剂,最后把病治好?
用不着太多讨论,谁都知道后一种做法是合适的。尽管他不认为自己有病,不接受医生诊断,但他病情的严重是千真万确的。作为医者,我们都知道,他看不清事实真相,不认为自己有病,这本身就是一种病。
很遗憾,大多数医院以及我本人,并不具备什么强制力。这也是件好事,可以因此避免其他被屈送医院的事件发生。可任何决定都是双刃剑,有利则有弊。
我开始思索另一件事,李咏霖拒绝我的帮助可以理解,但他咄咄逼人的态度出人意料。他到底是在坚持什么,这是一种大男子主义的泛滥,还是他过分强调责任感的体现,或者他有什么其他的秘密难以启齿。
或许,他和这世界上成千上万的男人没什么两样。他们都没有离群索居,都住在城市里;他们也许富有,也许贫穷;可能受过教育,也可能大字不识;他们不大引人注意,没有贴上伟人的标签,都是货真价实的小人物,没准是老师、警察、技术工人或者李咏霖这样的私人老板。
我感到可悲,他们都一样过分强调责任,背负了太多东西,却不愿意相信别人,拒不承认自己的问题。
这有些可笑,在这个男性基因逐渐萎缩的年代里,他们身上的男性品质却日益得到彰显——或者自认为是在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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