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一些心理学发达的国家,对于心理从业人员,是存在一些保护措施的。
某种角度来说,心理医生和收垃圾的,做着相似工作。只不过,清洁人员收的是生活垃圾或者工业垃圾,而我们则处理心灵垃圾。不管病人出现何种心理及精神疾病、除去外伤和遗传因素外,不外乎都是一些心灵创伤造成的。而这些心灵创伤,都是由误会、失败、压力、乃至仇恨等等负面原因引起的。病人慢慢将这些创伤和盘托出,得到一种宣泄,但是相应的,这种创伤被转移到了心理工作者身上。他不但要去理解它们、研究它们,最重要的,还要根据这些负面情绪,找到解决问题的对策。久而久之,这些心灵垃圾,对从业者所产生的影响,也就不言而喻了。
所以,国外一般规定,大约三个月,最多半年,心理医生要找到另外一位同行,来分析并治疗自己身上出现的问题。
我会去找你帮忙,而你则会去找他大家永远是单线联系,不存在你治疗我,反过来我也治疗你的概念。
然而,在心理事业还不发达的我国,由于监督制度缺乏,从业人也说平参差不齐等原因,想做到这一点,实在是难上加难。
绝大多数我国的心理医生,直到自己发病之前,都不会寻求他人的帮助。
于是,像我这样的人,直到出现了严重的幻觉,才不免忧心忡忡地问询我的咨询师“依你看,我能控制自己神智的时间,还剩下几年。”这种感情,与癌症病人,问医生‘我还能活多久’的意思差不太多。
我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即使现在我还能控制,又即使我还能很好地分辨幻觉和现实,可是幻觉最致命的地方,就是说不定哪一天,真实和虚幻就会纠结成一团,彼此交织难解难分。等到这一天真的到来,我的生活,就跟黑客帝国所描述的差不多了。
美女心理医生简心蓝,明显对我的问题感到无所适从。她有心安慰我,可因为我们是同行,我也能轻易看穿那种没有任何专业价值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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