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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是操作,”泽贝格说“发言人解释说,危险在于这些跨国公司自以为不必对某个国家保持忠诚。他们可以逃避一种民主的控制,不管是什么形式的——也逃避任何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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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是每个国家内部工会的事。”法比安说,笑望着手端一只盘子站在他身后的那位仆人“不,多谢,我什么也不要了。”泽贝格接着讲:“我可不在乎被怀疑为工会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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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您是为什么呢?”比安卡-法比安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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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口吧。”她丈夫咕哝说。我望望比安卡。她的衣服确实开口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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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简单介绍,”泽贝格平静地说“请原谅,夫人。我自有我自己的想法。我们不再是生活在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世界在剧变。工会将不顾一切。我担心,如果我们不能跟他们协商,他们会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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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工会的领导大人们还是腐败的,”比安卡-法比安说,粗俗地笑着“这就不难。咱们饭后还去赌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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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人们再倒香槟。基尔伍德得到了一满杯威士忌。蜡烛轻微地颤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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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咱们去赌场,比安卡。”泰奈多斯说“可工会并不腐败,一点也不。泽贝格说得对,得跟他们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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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们直接跟魔鬼协商好了。”约翰-基尔伍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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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托威尔生气地说“您不仅是个醉鬼、傻瓜,而且是一个没有节制的、血腥的傻瓜。我们真的要等到事情让工会言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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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我要向你们提的惟一的问题。”泽贝格说“为此我讲了圣地亚哥的事。我请求原谅,如果我让夫人们感到无聊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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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是同样的赌法,零和左右的两个邻居加二十九。”比安卡-法比安说。她现在微微有点醉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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