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票钱到时候会退给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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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第二天,她听到了英国广播公司关于纽芬兰会议的第一次兴高采烈的广播。美国参战,听来好象已经是既成事实。绝望之余,她想出了一个无可奈何的计策。她要打出一张最能打动意大利人心弦的牌来:就是她的怀孕。她的确间歇地流过几次血。她所认识的美国人都对罗马的医生抱着嘲笑和怀疑的态度。他们介绍给她一位苏黎世的产科医生,名叫温特博士,那是欧洲纳粹管辖范围之外的最好的医生了。她决定要求瑞士当局允许她到那里去治病,两个星期,十天,能多少日子就多少日子。而且由于她身体不好,她请求让她叔父陪同,这样来弄到出境许可证。一旦到了瑞士,他们就可以想出种种办法呆在那里,直到找出办法去美国。埃伦-杰斯特罗认识苏黎世一个出版商,而她认识的奔奇-泽尔斯顿已从里斯本调到那里。她一想到这儿,就觉得这个办法挺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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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番讨论,埃伦同意担任这样的角色,她很高兴。他要把随身携带的书籍、行李以及他所有的工作材料,都留在旅馆,只把打字誊清的著作原稿和他的随身衣服一起装在一只小手提箱里。如果遭到盘问,他就说,他准备在苏黎世短暂逗留期间,把行间墨水笔修改的几页再写一写。如果意大利人不愿意杰斯特罗一去不返——这点娜塔丽现在还是半信半疑——这样临时离开一段时间也许会骗过他们。大西洋宪章的广播,使杰斯特罗也有点担心了,这就是他为什么同意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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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妙计象魔术那样见效。娜塔丽订了去苏黎世的飞机票,弄到了出境许可证。一个星期以后,她就和杰斯特罗博士飞到了瑞士。一切都安排好了,只是他没有象她那样,得到瑞士当局的正式批准可以呆十天。发给他的文件只简单说明他是为了路上安全陪伴一个病人,娜塔丽打电话给苏黎世的奔奇-泽尔斯顿,告诉了他这件事。奔奇说,他们最好就这么样,就以此为起点,别再想更好的运气了;他们到了之后,他会照顾埃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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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黎世机场熙来攘往,干净得发亮,这情景简直使人吃惊。大开门的商店里塞满了精美的服装、手表、瓷器和首饰;还有一堆堆盒装的巧克力,美味的糕点,新鲜的水果。娜塔丽一边向泽尔斯顿的汽车走去,一面咬着一只大黄梨,快活得轻轻地哼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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