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能穿过毗邻审判室的大厅。现在,这里已经成为喧杂的记者办公室了。大厅里摆满了桌子、电话、打字机以及为从伦敦赶来的记者特设的电报装置。在穿过这间大厅之后,所有的这些人才能进入到审判室中。审判室是一间毫无特色的屋子,暗色的灰泥墙,暗色的旧椅,缓缓旋转的吊扇,这些无不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惟一能带来生气的是窗外的景色——从打开的窗子中可以看见绿色的棕榈和蓝天映衬下远处的青山,还有射进来的明媚阳光,当然还会传进来不同的交通噪音,同时带进来很多嗡嗡作响的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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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判的全过程中,富裕的白人妇女们占据了总共七十五个公众席位的大部分,毕竟,这是一件极为轰动的社会要闻。虽然泰拉和伊莎贝尔不在她们其中,可是她俩绝不乏精神上的代言人。每天清晨,当四名被告鱼贯而入,坐在律师席后的座位上的时候,观众席上就会传出充满怜悯的悲叹声。每一次听到戏剧性的——在我看来是通俗闹剧式的——证词时,她们就像事先安排过似地同声流泪,同声叹息,同声屏息。她们这一做法从未引起过戴维斯法官的不满,他是一个戴着眼镜,中等体态,有无限耐心的新英格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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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她们的表现总会招致原告律师约翰卡雷的怒目而视,有时他干脆出言加以制止。卡雷有着宽阔的肩膀,面色十分红润,光秃秃的头上只剩下了一圈修士式的红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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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雷看上去比达伦要年轻很多,只有四十岁左右。而且,当他与不断想法激怒他的被告律师针锋相对地相斗时,他就更不像是已经年过四十的人了。不仅如此,身着便装不过仍气宇轩昂的斯特林将军每天率领的海军代表团也并未使他显得有丝毫气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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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眼里,卡雷自信,几乎是自负,白色的热带装束更使他显得干净凌厉。他那双睿敏的蓝眼睛总是紧紧地盯着陪审员们。陪审员们是清一色的男性,包括六名白人(其中有一名丹麦人和一名德国人),一名葡萄牙人,两名中国人和三名夏威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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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卡雷的土音为他增添了几分威严“被告被指控犯有二级谋杀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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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句话的时候,卡雷只是向被告席轻轻摆了摆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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