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毕业以后,未能如愿以偿的崔玮天叫她“张汝婧”。单是对老师称呼上的变通,刘青吾就连想也没想过。她从千里之遥的岛城乡村到瀛京,确实长了见识。
崔玮天娇滴滴轻蔑蔑明晃晃的“Farmer”,刘青吾不觉得生气。她想,原来人人羡慕的好家庭的好女儿是这样的教养。不是Farmer可耻,是这些人可悲。可刘青吾也觉得奇怪,为什么有些家庭会教小孩这样说话。她还没有想过,农村,会成为一种身份。
躺在床上,刘青吾思考着这些不同。她从小成绩优异,也当班长,但她从未瞧不起班里学习成绩不好的同学,就连老师批评这样的同学,她都会感到难过。她讨厌的是讨好老师的同学,打小报告的同学,欺负同学的同学,欺负学生的老师。至于家庭条件,她更是不放在心上。赚钱是大人的事,孩子只要不奢侈浪费,做好自己的事,有余力帮帮父母就好。炫耀父母的钱财和职位,难道已经可以如此光明正大了吗?互相帮助,团结友爱,礼貌待人,善良勤奋,这难道不是连小孩子都应该知道的基本的道理吗?
她默默地想着这些不同,想着崔玮天像哪个她遇到的同学,想着王奇像哪个她遇到的老师。遍寻记忆,刘青吾也没有找到哪一个同学老师像崔玮天和瀛京艺科大学的大学教师们。
只要是负责学生工作的人,尤其是为学生尽心尽责的人,在刘青吾眼里都是“老师”。一日为师,终生为师,无论何时见到,都要尊敬。
加上一个姓,就像平辈,她觉得在校学生那样叫老师,有一种逾越、分别心与对“老师”职责的弱化的意味,好像这“老师”只是一种寻常的称呼和工作。只有需要特别强调一种心情、平等或者区别其他老师的时候,她才会特意加上老师的姓。
她也不会叫“院长”、“教授”,那是单位同事间为表尊敬叫的,学生的尊敬,都在一句“老师”里。崔玮天的妈妈可以叫“张老师”,但崔玮天也叫“张老师”就过于“亲昵”。至于同学,她更是连名加姓从不节省。
语言上微妙的差别,是人思维的显现,人的思维,透视着她之前人生所有的经历。
对于这些不同,刘青吾决定放在心里,不喜欢的,少说话。校园,是她心里的净土,虽然她知道校园并不净,但她的心不想像崔玮天那么早就社会化。有条不紊地成长,刘青吾很珍惜。尽量保持本心,难道不正是教育深造的目的吗?
乱七八糟的想着,崔玮天和刘青吾就各自睡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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