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文化馆第一次上班,故意迟到2个小时,结果发现是第一个到的,我就知道那个单位来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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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张世家来单位以后,找到一本新到的1982年第6期的《人民文学》,捧着阅读起上面名为《红高粱》的一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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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我父亲这个土匪种十四岁多一点。他跟着后来名满天下的传奇英雄余占鳌司令的队伍去胶平公路伏击日本人的汽车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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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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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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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平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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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世家边看边嘀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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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混沌,景物影影绰绰,队伍的杂沓脚步声已响出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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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眼前挂着蓝白色的雾幔,挡住他的视线,只闻队伍脚步声,不见队伍形和影。父亲紧紧扯住余司令的衣角,双腿快速挪动。奶奶像岸愈离愈远,雾像海水愈近愈汹涌,父亲抓住余司令,就像抓住一条船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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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就这样奔向了耸立在故乡通红的高粱地里属于他的那块无字的青石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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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坟头上已经枯草瑟瑟,曾经有一个光屁股的男孩牵着一只雪白的山羊来到这里,山羊不紧不忙地啃着坟头上的草,男孩子站在墓碑上,怒气冲冲地撒上一泡尿,然后放声高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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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粱红了——日本来了——同胞们准备好——开始开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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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这个放羊的男孩就是我,我不知道是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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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热爱,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仇恨,长大后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我终于悟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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