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经历过战争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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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都没经历过,那还按照老一辈的方式写,就算是逼死作者也写不过老一辈那些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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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要重新理解,用新的手法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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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创作上的突破,必须要和时代的轨迹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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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说《红高粱》这本小说,放到一年以前,打死江弦他也不敢发表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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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现在刊发,这就有点像顺水推舟,基本没什么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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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也不是完全没有,幸运的是江弦获得了多方声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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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是上月《红高粱》在《人民文学》1982年第6期上发行以后,徐中玉在《中青报》6月18日第4版上发表了《感觉和创造性想象——关于中篇小说‘红高粱’的通信》,隆重推荐《红高粱》这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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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中玉回到上海以后,多次来信和江弦打听《红高粱》这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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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这篇文章的内容,基本是江弦和徐中玉的一些通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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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徐中玉这篇文章在《中青报》同一版面上刊登的文章,标题就是《怎样才叫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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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窥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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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无论是小说主题还是艺术形式都非常离经叛道的《红高粱》,徐中玉和《中青报》这次及时破例高规格的推重,无异于雪中送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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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奖结束,江弦和朱琳回到招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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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弦摸了摸奖杯,忍不住感叹,“还是搞电影的大方,我拿了那么多届全国优秀小说,也没到手一个奖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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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最佳编剧奖,他还是非常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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