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基佐就相当于是法兰西版的亚瑟·黑斯廷斯爵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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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佐的父亲安德烈和外祖父博尼塞尔都是雅各宾俱乐部的早期成员,父亲安德烈后来倒向了吉伦特派,外祖父博尼塞尔则成为了山岳派的领导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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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由于基佐的父亲在他7岁时死于大革命的政治斗争,所以基佐一方面认可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一方面又非常排斥激进派,所以他最终成了一个拥护英国威斯敏斯特制代议制政体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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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基佐的家世背景和政治观点虽然没办法让他得到所有人的拥戴,但至少正统派、共和派和波拿巴派对他都不存在强烈的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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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基佐和亚瑟的最大差别,大概就是他身上典型的清高学者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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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索邦大学的学者们为了参政,一个劲儿的给拿破仑写颂诗,但基佐却拒绝为皇帝说哪怕一句好话。就算拿破仑点名基佐,他依旧我行我素,甚至还借学术界与拿破仑委婉的隔空叫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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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这是一位标准的学者型官僚,比亚瑟少了许多的“主观能动性”,只对如何兢兢业业的在苏格兰场做事感兴趣,不曾组织过警务情报局,更不没有爵士的八卦心理,对议员们的私生活不关心,至于他能发挥什么作用,那主要就看你把他放在什么位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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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基佐先生总体上算是个不错的人,但是利文夫人与他走到一起,也凸显了她在社交场合已经无法驯服那些欧洲政坛最桀骜、最有势力的人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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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利文夫人的“退步”也不仅体现在社交场所,对她来说,家门失火才是最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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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沙皇尼古拉一世颁布法令,禁止俄国贵族在国外定居后,利文夫人与沙皇的关系就逐渐变得微妙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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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利文伯爵卸任驻英公使返回彼得堡时,利文夫人仅仅回国小住了一段时间,便再次返回了伦敦和巴黎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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