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 华夷之辨的文明省思：孔子命题的多维诠释

判标准。

晚明士大夫的华夷观在西学东渐中发生裂变。徐光启在《泰西水法》序言中称：“泰西诸君子，以茂德上才，利宾于国，其始至也，人人共叹异之；及骤与之言，久与之处，无不意满志得而道合者。” 这种对西方文明的开放态度，挑战了传统华夷之辨的封闭性，预示着文明认同的现代转向。

（三）清代：帝国视野下的华夷重构

清朝的 “华夷一体” 论，是对传统华夷之辨的创造性转化。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中宣称：“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 这种将 “中国” 从文明共同体扩展为多民族帝国的论述，为现代中国的疆域奠定了思想基础。

但乾嘉时期的 “华夷之防” 回潮，暴露了传统文明观的内在张力。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时，清廷坚持其行三跪九叩礼，表面是礼仪之争，实则是 “天下观” 与 “国际法” 的文明冲突。这种冲突最终以鸦片战争的炮火为终结，迫使中国开启近代化转型。

（四）魏晋南北朝：乱世中的文明重构

五胡乱华的乱世，恰恰是华夷之辨转型的关键期。鲜卑族拓跋珪建立北魏后，推行 “太和改制”：迁都洛阳、禁胡服胡语、仿汉制定礼乐，甚至改拓跋氏为元氏，完成了 “夷狄而中国” 的身份转换。这种主动的文明认同，在山西云冈石窟的建筑风格中清晰可见 —— 早期洞窟的犍陀罗艺术逐渐被中原的褒衣博带式造像取代。

与此同时，汉族士大夫的华夷观也在调整。王导在江东推行 “清静为政”，吸纳吴越文化中的务实精神；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强调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将礼之本转向内在德性，超越地域偏见。

（五）元清帝国：多民族文明的制度创新

元朝的 “四等人制” 常被视为华夷之辨的倒退，但其 “因俗而治” 的政策实则蕴含文明智慧：在西藏推行政教合一，在中原保留科举制度，在西域维持伊斯兰法统，这种多元治理模式，与罗马帝国的 “万民法” 形成历史对照。清朝的 “理藩院” 制度更进一步，将蒙古、西藏、回部的礼仪制度纳入帝国礼仪体系，如达赖喇嘛进京朝觐时，既行藏传佛教的叩拜礼，又遵循清廷的朝仪规范，实现了 “华夷同礼” 的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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