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章 林放问礼之本：千年叩问中的文明省思

将礼仪变为沽名钓誉的工具，引发王充在《论衡?非韩》中批判：“儒生之徒，皆以长衣大裙、操持案牍为礼，而不知礼之实也。”

唐代孔颖达在《礼记正义》中试图调和情与礼。他注释 “孝子之丧亲也，哭不偯，礼无容，言不文” 时指出：“此皆至痛内发，自然如此，非由外饰。” 强调丧礼应是情感的自然流露，而非礼仪的强制要求。这种回归孔子情感本体论的努力，为宋明理学的 “理一分殊” 埋下伏笔。

（三）宋明理学的哲学化建构

程朱理学将礼之本抽象为 “理”，提出 “礼者，天理之节文”。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诠释 “克己复礼”：“己，谓身之私欲也；礼，谓天理之节文也。” 这种将礼本体化的思路，在江西白鹿洞书院的学规中具象化：“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被列为 “五教之目”，要求学子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但这种 “以理制情” 的倾向，在明代演变为 “存天理，灭人欲” 的极端，引发李贽 “童心说” 的激烈批判。

陆王心学则回归情感本体。王阳明在《传习录》中说：“礼不是天理，却是天理之发见处。” 他以 “南镇观花” 为例阐释：“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 强调礼之本在于主体的情感觉知。这种 “心即礼本” 的观点，在晚明士大夫的生活实践中表现为：袁宏道主张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将茶道、插花等生活仪式转化为情感表达的载体。

（四）明清之际的礼学批判与转型

明代泰州学派的崛起，标志着礼本论的平民化转向。王艮提出 “百姓日用即道”，将礼之本从士大夫的书斋推向市井生活。他在《乐学歌》中写道：“人心本自乐，自将私欲缚。私欲一萌时，良知还自觉。” 主张在日常生活的洒扫应对中践行礼义，这种思想在《金瓶梅》对市井礼仪的描写中得到文学呈现：西门庆家的婚丧嫁娶虽不乏僭越，却充满真实的市井情感。

清代考据学的兴起，为礼本论注入新的学术维度。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批判宋明理学 “以理杀人”，提出 “礼者，天地之条理也，言乎条理之极，非知天不足以尽之”。他通过对《仪礼》的考据，试图还原礼制背后的 “自然之理”，这种将考据与义理结合的研究方法，在阮元主持编纂的《十三经注疏》中达到高峰，为礼学研究开辟了实证主义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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