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成功一时长远看也是必然失败的,不会有第二种结果,天才知道失败时会造成什么样的灾难。”
从结果看,这场变法确实取得了阶段性成效,达成了财政增收的短期目标,但却迎来了历史性的失败,远未实现富国富民制服两番的最终目标。
王安石打击了既得利益者,但也几乎同等的增加了底层百姓的负担,富民的目标成为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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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库加增的财富也都在养兵与用兵中全部消耗了,最终新法越来越偏离本心,在内外交困之下汴京沦陷,二帝被俘,大宋风华刹那间化为砖石瓦砾。
站在今天看这场辩论之所以被称为决定帝国历史的最后一场辩论,是因为在同样影响历史的之前两次辩论中,咸阳宫殿上争论的是帝国的体制问题,是集权与分权之争,是关于一个帝国实行什么样的体制才能有效治理。
长安的宫殿上桑弘羊与儒生争论的是帝国的存亡问题,是富国与富民之争,是关于在现有的体制下如何维持一个帝国。
而在汴京的延和殿上,王安石与司马光争论的是帝国的出路问题,是一个帝国无法维持时究竟应该如何做才可以走出历史的死循环。
是在承认问题存在的前提下,为了解决贫富悬殊与土地兼并带来的经济不平等问题,如何寻求制度突破的路线之争。
熙宁变法如此惨烈的结局证明了一个道理:经济不平等的根源在于政治不平等,实力以外获取的东西随时可以被剥夺。
在帝国的体制下,无论是王莽的全面复古,还是王安石的全面革新,在大规模的改制变法下,不但无法解决问题,甚至会加剧问题的爆发。
这也让所有的后来王朝放弃了突破帝国体制的奢望,变法的人完不成制度突破,再好的善政不出一代人就退化为恶政,反对变法的人又提不出建设性的方案。
帝国变得越来越精致,保守改革越来越谨小慎微,最终走进了闭关锁国的死胡同。
陈寅恪说:华夏造极于赵宋之世。
但反过来说从顶峰坠落不正是因为无路可走,进退不得吗?
只是彼时延和殿上的君臣身处洪流之中潮头之上,他们都相信自己相信的是正确的,能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
但事实上通往未来的路远不如过去的历史那样清晰,此后的1000年间激昂和困惑交织在每个人的心头,直到1840年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呼啸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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