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万户、千户、百户长子组成)为核心武力;颁布《大扎撒》(成文法),规定“杀人偿命”“保护工匠”“禁止私斗”等规则;推行“札撒”(法令)与“必里克”(训言),将草原部落从“血亲复仇”的原始秩序,转化为“汗权至上”的集权国家。正如《史集》所言:“成吉思汗的统治,使草原从分散的星群,聚成了一轮耀眼的太阳。”
1.2 金国的黄昏:女真王朝的积弊与危机
与蒙古的蒸蒸日上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金国的江河日下。这个由女真族建立的王朝,曾以“靖康之变”(1127)灭北宋、定中原,开创“大定之治”(1161-1189)的盛世:农业“亩收一石”(《金史·食货志》),手工业“铁冶遍天下”(《大金国志》),文化上“儒风丕振”,金世宗被后世誉为“小尧舜”。但盛世的表象下,危机早已潜滋暗长。
首先是制度的僵化。女真“猛安谋克”(军事屯田制)本是女真崛起的核心:每300户为一“谋克”,10谋克为一“猛安”,战时为兵,闲时为农。但随着金国统治中原,女真贵族逐渐放弃“居耕战”传统,大量“猛安谋克”户迁入华北,“计口授田”沦为形式,“壮者皆兵,老弱仅存”(《金史·兵志》),战斗力急剧下降。更致命的是,女真贵族沉迷于“汉法”与“旧俗”的争执:一部分人主张“全盘汉化”(如海陵王完颜亮),另一部分人顽固抵制(如世宗完颜雍推行“女真为本”政策),导致统治集团内部分裂。
其次是经济的崩溃。金国后期,黄河频繁决堤(1194年黄河改道后,“河患”愈演愈烈),农田被毁,赋税加重;为支付对宋、西夏的战争费用,金廷横征暴敛,“科差(徭役)日繁,民不聊生”(《金史·食货志》)。更有甚者,女真贵族强占汉民土地,“夺民田为屯田”(《续资治通鉴》),导致“中原之民,困于赋役,多亡入宋”(《宋史·李埴传》)。
最后是外交的失误。金国崛起于“灭辽灭宋”,但对草原部族始终采取“减丁政策”(每三年派兵剿杀蒙古各部青壮),甚至“分而治之”(挑拨蒙古各部内斗)。这种高压政策埋下了深仇大恨:1211年,俺巴孩汗(蒙古合不勒汗之孙)被金国以“私通塔塔尔”为由钉死在木驴上,成为蒙古南下的直接导火索。正如《元史·速不台传》所言:“金人仇耻,深入骨髓,故成吉思汗首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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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矛盾的总爆发:蒙古南下的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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