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没有,再加上床正对着阳台放着,躺上面视线一眼就能穿过阳台落在对面黑黢黢的山林间,相当没有安全感。
当时我就想去换个房间,不过考虑到初来乍到也不好太过麻烦别人,最终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方遂宁赶着去吃饭,放下饭盒就溜了,我却没什么胃口,关了房门本想躺床上休息一会儿,但面对着空荡荡的阳台,怎么感觉都不对,索性走到书桌边将笔记本插上电源继续白天的工作。
也不知道是不是太累了,我始终无法集中精神,最后盯着那张我不知道看了多少遍的照片出了会儿神,这是一枚玉瑗的特写,据说是我一位未曾谋面的师兄二十年前拍的,非常的专业,连内侧阴刻的纹饰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这枚玉瑗的出土和我这位师兄乃至老于本人都有着莫大的联系,因为当时正是他们师生主持了那次抢救性发掘。
当然,对于其中的细节我不得而知,只听说后来出了事,他们两个也相继离开了考古队隶属的研究所,没多久老于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从一味舍”,直至它慢慢发展、壮大至今,至于那位师兄十几年前就已经音讯全无了。
或许这就是老于这么多年来依然执着于研究它的原因,只是最近他好像渐渐放下了这件心事,不然也不会把这个难题扔给我,不过等我看完资料我才发现这个难题并非出自玉瑗本身,而是它背后隐藏的问题。
首先,就器型、纹饰和技艺特征来看,这枚玉瑗应该是新石器时代的东西,可它本身的断代只到唐代,也就是说这很有可能是一枚唐仿古玉瑗,甚至存在着一枚一模一样的高古玉瑗原件。
其次,这枚玉瑗并非出土于唐墓,而是一座民国墓,如果它原本是一件明器,那就意味着它曾经被盗过,那么它的原主人会是谁?
关于这枚玉瑗还有一个更为离奇的疑点,经过研究对比它上面的纹饰出现在了另一批文物上,而后者全部出土于上个世纪末在凤月顶发现的“仓古文化遗址”,怪就怪在这个仓古文明活跃的时期和夏朝相当,两者之间的跨度将近千年,它和玉瑗原件之间又会有着什么样的联系?
对此我毫无头绪,和很多颇具传奇色彩的文物一样,也许这枚玉瑗身上的种种疑团最终也会成为无解之谜,除非随着其他考古发掘工作的展开,能出现更多有价值的、和它有关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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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胡思乱想,一阵脚步声突然从走廊传来,听人数还不是一两个,没一会儿我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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