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
放下电话,我深吸一口气。风暴的中心已经从工作组转移到了胡延坤的办公室门口,甚至可能就在那扇紧闭的门内。稳住胡延坤,稳住工人,压住田利民,再通过专题会形成制度性解决方案,一环扣一环,一步都不能错!
我坐回椅子上,落座之后,略作思考就拿起笔在本子上做了记录,写下了劳动人事局的几个字。接着倒起笔在桌子上敲了敲,心里暗道:“以前总觉得县里国有企业体量小,劳动人事局是清水衙门,这次石油公司违规进人,劳动人事局必然是全程参与,不然不可能这么顺利,就拿到了这么多的招工指标。想到这里,我不敢往深处想了,刘超英常务副县长可是一直抓着劳动人事局、财政局和工业局,难道没有县里领导的参与,劳动局的同志就能虚开这么多的指标?
办公室内凝重的气氛并未因杨伯君和廖文波的离开而缓解。我想着下午开会要梳理的重点内容,目光穿透玻璃,落在县委大院略显萧瑟的冬景上。
时间在等待中显得格外漫长。每一分钟都像在冰面上行走,脚下是未知的深渊。人恐惧的向来不是深渊本身,而是深渊背后未知的恐惧。
大约二十分钟后,办公室门被轻轻叩响。
“进。”
杨伯君推门进来,脸上带着一丝疲惫,但眼神还算镇定。他反手关好门,快步走到办公桌前。
“县长,”他声音不高,语速平稳,“胡主席那边处理好了。”
我心里虽然焦急,但还是示意他坐下:“具体情况?人怎么样啊?”
“虚惊一场,但确实很险。”杨伯君坐下,身体微微前倾,“我们和文波带人赶到时,门口围了二十来个工人家属,情绪激动,拍门叫嚷。文波先把人群隔开,维持秩序,我带着咱们办公室的几个同志喊话安抚,讲政策讲利害,承诺工作组一定负责到底,登记诉求,依法处理。费了些口舌,总算把人都劝到了旁边的小会议室,正在分头登记。”
听到分头登记,我觉得杨伯君考虑事情,是越来越周到了。
他顿了顿,语气带着一丝庆幸:“群众走了之后,我们在门口大声喊话。喊了好几声,没人答应。文波很敏锐,立刻追问‘胡主席,您身体怎么样?需要药吗?’ 里面沉默了一下,才听到胡主席说‘药……药吃了……’。”
“文波反应极快,”杨伯君的语气带着赞赏,“他立刻隔着门大声说:‘工人同志们我们已经在妥善安置了,他们反映的问题工作组会负责处理!请您务必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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