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官府和背后有高官贵胄支撑的豪商总能取得一致,压力必然则被转移到了底层的百姓身上。当百姓们承担不了这个压力,就不得不求助于借贷或抵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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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项,又恰恰是大宋朝廷或商人的最大财源之一。哪怕官方的“质库”或“谷贷”,一年的利息都要超过五成。一家普通农户在踏上借贷之路以后,几乎不可避免地迎来借新债还旧债、卖地还债乃至卖身还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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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事情,就在两年里发生。因为发生的太快,朝中大臣们几乎没人感觉到这个变化。因为大宋本来就商业繁荣,许多事情本来就在不断发生,这两年似乎过于密集了点,也不至于让人提起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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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提起警惕了,大宋也不会作出任何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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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大宋固然富庶,大宋朝廷却积贫许久。大宋的财政上连年亏空,会子不断贬值,经济随时都有崩溃的可能。是北方五千万人的巨大市场,给大宋的财政续上了命,大宋不能放弃这条命。而贸易上的巨额利益分润,对于绑在这条线上的,以史相为首的无数官员来说,也同样是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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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一件事有百利而唯独一害。承受那害处的人,有什么理由不能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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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又不是士大夫,只是百姓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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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与士大夫治天下,不是和百姓治天下。如有必要,苦一苦百姓是理所当然的。这世上的好处本来就不该落在百姓手里;如果百姓都吃得太饱太肥,皇帝吃什么?士大夫怕不得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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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就是这样的道理,局面就是这样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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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陈自明在踏进家门之前,就几乎散尽了这两年里赚到的钱财,甚至几株本打算试试移栽的参苗,也被人求了去。说是暂时用来抵当周转,陈自明估计,他是再也别想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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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进门以后,则看到了在自家堂屋里逼债的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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