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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的时候,我对自己充满信心,因为高三时的“一篇作文进北大”,加之大学四年的努力,发表文章、甚至出书,对我而言,并没有那么难。在写作并获得名声这件事情上,我没有受过太多的“苦”。在当时那个年纪,尚不知道“苦尽甘来”才是正道,只觉得,是自己的能力和才华在起作用,这些都是应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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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会儿,真是“年轻”啊,感觉自己除了写文章之外,还可以做很多事情。但究竟该怎么选择后面的道路,仍有疑惑。临到大四写毕业论文,我有意识地拿张元济、王云五、巴金、邹韬奋四位先贤的人生经历及他们各自在现代出版业中的表现,来做知识分子与时事关系的研究。最后得出的结论,要想消解这个疑惑,光靠读书是不够的,得把自己扔出去,亲身体悟才最直观、最生动。只不过,我没料到,这一扔,就是整整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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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我职业生涯的第一步,《新闻晨报》的历练,让我脑子里植下了“产业”“经营”这些字眼,在接受这些理念的同时,写作,在客观上,退化成了一种“工具”。在这十七年的最初阶段,真心体会到了别样的刺激,那是写作所产生的快乐无法比拟的。那个时候,我和身边的朋友们,醉心于各种产业思维的熏陶,所关心的,全是这家报纸新创刊花了一个亿,那家报纸改版花了六千万,口头禅也变成了“这个盘子少于三千万就不好玩了”,“一千万的小盘子就当练手了”那时,是纸媒的黄金时代,如日中天,没有人会觉得,这个金饭碗还会遇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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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4月,因为一件偶然的事情,我转战到影视行业。彼时中国的电影票房收入也就十亿人民币,规模远不及报业,更妄谈日后的六百亿。当时我身处报业,心系出版业,做的又是书评的工作,无意中看到当时迪士尼的ceo迈克艾斯纳写的一本书,中译本名为《高感性事业》,发觉真正的传媒产业,影视这个环节怎么能缺呢?于是,便一头扎了下去。这之后,生意上的体会越来越多,写文章的心境,就真的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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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初,我去美国培训了整整两个月,算是系统地进行了思考。回来后,一半的精力继续放在影视业务本身,另一半的精力则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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