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可谓忠心耿耿。公元1726年秋,他被任命为江西主考官,负责江西士子们的乡试。据说他为报皇恩,决定认真出题,好好表现,于是用《诗经·玄鸟》中“维民所止”四字为题,试图“涣其群,元吉,”在士子群体中宣扬当今圣上贤德无双,赢得一个好彩头。
谁知他被人弹劾了。弹劾者硬生生给他加了一个罪名,说维、止二字恰好是雍、正二字分别少上面一点、一横,意为削去雍正的人头。“涣有丘,匪夷所思,”这事闹到了如高山一般不可攀的雍正帝那里。雍正帝为之大怒,杀其人,枭其首,其家人、朋友和学生都受到株连。
所谓“维民所止”四字不过是民间野史,查嗣庭主要还是受隆科多案牵连,遭人密报后,被雍正帝以语多悖逆、讽刺时事、心怀怨望为由处死。
清朝的文字狱,残害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在这场旷日持久的风暴中,也发生一些可笑的故事。
比如,山西的王尔扬为李范写墓志铭,在“考”字前加了一个“皇”字。被人告发,认为他竟然把皇帝的皇字刻在墓志铭上,对皇上不敬。消息传到乾隆耳朵里,乾隆竟然笑了。原来,“皇考”是对亡父的尊称,跟皇帝没一点关系,在历代书籍和相关碑文里都有使用。
清朝的文字狱,是对知识分子的严重迫害,禁锢了他们的思想,在皇权的威慑下,小心翼翼,生怕说错一个字,招来杀身之祸。很多人在不敢再用文字纸张交流,以免留下祸患。
雍正一朝文网绵密,处刑严酷,逼得文人士大夫缄口不敢谈时事,但比起乾隆朝来说,竟然还是小巫见大巫。乾隆在位六十年,当太上皇四年,总共制造大小文字狱一百三十余起,平均一年两次以上,其中很多是牵强附会的冤案。比如王锡侯《字贯》案和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案等等。
王锡侯自幼勤奋好学,他十二岁应童子试,二十三岁编撰《故事提要录》八十卷。然而他少年早慧,中年坎坷,直到三十八岁才中举,此后屡试不第,又因为性格耿直,敢于主持公道,因此得罪了不少权贵。
他不过是乡间“一头巾气极重之腐儒”,不通官场规矩,更不知道满清皇帝的文化自卑心理。于是,当他看到《康熙字典》中的诸多讹误时,于是自编《字贯》一书,分天文、地理、人事、物类四大类四十卷,针对《康熙字典》存在的问题加以修改。
这便触及了满清皇帝的逆鳞。
《康熙字典》乃钦定之书,对该书进行批评,自然是罪不容诛。地方官紧急行动起来,革去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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