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中南半岛下

该制度在边疆管理、护国扞边、调停和处置编内内部矛盾方面，发挥十分重要和积极的作用。

金字红牌，始于永乐二年，

明朝开始制信符及金字红牌，颁发给云南木邦、八百大甸、麓川平缅、缅甸、车里、老挝等诸多宣慰使司。

前文说的出土的“底马撒宣慰司信符”，就是这一时期发放的。

金字红牌，作为朝廷信物，一方面以示恩宠，

另一方面强化了中央同云南地方与边区土司的联系。

此后，新皇帝登基和土司承袭，都必须更换这些信物，

通过这些制度，大明朝在永乐时期，较为有效地建立起了中央对边区土司的政治统属关系。

永乐年间，明朝在云南和东南亚的势力达到了顶峰，

永乐帝增册了底兀剌、大古刺、底马撒三个宣慰司。

永乐帝继续对麓川实行分解政策，

他将麓川的土司更多分给了孟养、木邦，

“升孟养、木郊为宣慰司”。

到公元1414年，麓川土司已经分出了孟养、木邦、孟定三府，大侯、南甸二州，潞江、干崖、湾甸、孟连、者乐甸五个长官司，麓川土司的势力被极大地削弱了。

然而从永乐末期开始，

明朝的财政已经亏空，边疆地区开始出现了收缩的局面。

在北方，永乐帝放弃了漠南大片土地，

在西南，缅甸的底兀剌、大古刺、底马撒已经不再向明朝朝贡。

于是麓川又预谋兼并周边土司，恢复思伦法时期的版图。

到了仁宣年间，国家的政策进一步收缩，

奴儿干都司、交趾被放弃。

针对麓川的扩张，明朝选择安抚或者视而不见。

公元1422年，麓川思任法进犯南甸州，接着主动向明朝谢罪，明朝听之任之。

公元1436年，思任法进攻木邦、南甸、腾冲，云南震动，黔国公沐晟请兵讨伐，明宣宗也只是下诏要求思任发“遵守成规，人民掳掠者释之，地土侵占者归之”，

并且免除了麓川土司所欠差银2500两，以示宽慰。

明中后期，大明帝国更是各地四面烽烟，

逐渐放松了对金字红牌制度的执行，

万历元年，是明朝最后一次向云南外边政区颁赐金字红牌、勘合和信符。

明万历年间，日本侵略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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