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一号高炉为我国钢铁工业夺来第一个世界冠军———利用系数达到2.551,焦比下降到336公斤,超过了日本宝兰厂二号高炉创造的世界记录。尽管周冠华总是怀着满腔的热情率领着他的钢铁大军向世界冶金工业的座座高峰奋力冲击,尽管他们也取得了辉煌的业绩,然而在旧体制下,他和石钢广大职工的手脚一直被束缚着。正如他自己讲的就像一头健壮的牛掉在枯井里有劲使不出。为此,他苦闷过、探寻过,而这些在后来的“文化革命”中却都成了他的一桩桩“罪行”。一个忧国忧民、为党的钢铁事业倾洒了全部心血的赤子一夜之间被打成“走资派”,沦为“阶下囚”。中国进入20世纪70年代,决不违心说假话的他,由于拒不“认罪”,仍被关在“牛棚”里反省。1972年,由于周总理再三催问,他才被“解放”出来,被送往矿山“劳动锻炼”并任负责人。
1973年,周冠华担任华钢党委书记。那时,一些回到领导岗位的干部工作起来总是缩手缩脚心有余悸。他却一如既往,不顾被“造反派”打断三根肋骨的伤处还在隐隐作痛,依然目不旁落地挺着胸膛大步向前。铆足了劲,一马当先地抓整顿、上水平,很快就从日本宝兰厂夺回丢掉的高炉世界冠军称号,公司各项主要经济技术指标都超过历史最好水平,成为全国十大钢厂的排头兵。但是当周冠华东渡日本考察治金工业后,深感他倾注全部心血的华钢,同世界先进水平差距太大,有一种远远被人甩在后面的耻辱感。这种耻辱感猛烈地撞击着他的心灵,他感到压抑。他强烈的认为资本主义能干到的事情,我们为什么不能干?为此,他憋足了一股劲,日思夜想要大干一场。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军号角。周冠华热血沸腾,意气风发,迅即投入到改革的浪潮中。在周冠华的提议下,1979年初,华钢连续给京华市委、冶金部写报告,主动请求做改革试点。当国务院批准华钢为全国第一批改革试点单位后,周冠华慷慨激昂地表示:“在改革的棋盘上,我们要做一个过河卒,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周冠华首先狠抓企业的内部管理,在生产系统定编制、定人员;在基建系统制订先进合理的劳动定额;在各级干部中制订办事细则;在工人和管理人员中实行岗位责任制。为强化管理,周冠华从责任、考核、奖惩的结合上,提出“三个百分之百”,即“规章制度必须百分之百地执行;违规违纪必须百分之百地登记上报;违规违纪不管是否造成损失都要百分之百地扣除当事人当月奖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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