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给上海市委的同志核实。后续我该怎么联络你?”
“你有带电台来沪吗?”程默问
吴启仁听到他问询的内容后,脸上的苦笑和哀伤更加明显了。
“虽然1928年在武豪同志要求下,经过中央特科同志的不断努力,我们就可以自己组装电台了,但是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我们获取电台的途径就在不断减少。
目前,连前线作战指挥部用的电台,都无法保证。一线部队的指挥员,往往只能靠通讯员骑马传递命令,耽误时机不说,这导致通讯员的牺牲率,远远超过其他单位,有的指挥员,还没来得及,记住自己通讯员长相、名字,就已经接到了阵亡通知!”
“不过你放心,临别时,武豪同志慎重考虑过我们工作的需要,已经安排其他战线的同志在想办法了,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在这之前,还是先想想其他的联络方式吧。”
程默早就想到,组织的情况可能很艰难,但是很多信息都来源于,前世能够查到的公开资料。他没有想到,革命前辈们斗争环境的艰难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是啊,没有经历过人又怎么会能够真正理解,就是这群人,仅凭满腔热忱的革命信仰,艰苦卓绝不畏牺牲,用自己的鲜血结束了,中国人民长达一百年的屈辱历史。
事实上,他是有考虑过从国外带电台回来的,但是以他中国人的身份,一路上不确定因素太多了。
哪怕是此时身在沪上,如果他想,也有办法强行弄到电台,但为了后续工作的顺利展开,他不能过早的,将自己暴露在敌人的视野里。如果他过度迷信自己的武力,只会更多的麻烦中。
“明白了,如果风险太大,就果断放弃。我从其他渠道想办法,虽然会有些麻烦,但应该问题不大。
为了确保安全,暂时我们在每次见面时,只约定下一次接头的方式,避免敌人找出规律。明天晚上20:00,我在三马路宝瓶巷口的馄饨摊等你。”程默思量再三后,定下了下次见面的时间地点。
“暂时不用,你是组织极为看重的人才,我是来配合你工作的,不是给你添麻烦来的,我会解决的。
我看得出来虽然你很年轻,但确实是做情报的好苗子,行事谨慎、心思缜密是我们这一行最优秀的品质。你的决定是对的,就这样吧,待会我先走,你等一会再离开。”
程默让他先等一下,从上衣口袋掏出一把法币,差不多两百块的样子。伸手递给吴启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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