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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才还因南北之事争执的群臣,求助一般左右张望,似乎想从他人的目光中寻求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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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好激烈的进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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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茧自缚,多少年没在早朝上听到这种措辞了,也亏得汪宗伊敢说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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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是如此激烈的措辞,却让廷臣诸臣陷入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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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来说这时候就应该,立刻出列驳斥汪宗伊,为自己挣得一分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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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偏偏又觉得,汪尚书这番肺腑谏言,当真半点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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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报社挑拨,报纸流毒,不都是皇帝优容出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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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文华殿一干廷臣,几乎没有一人愿意放开报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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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可是前宋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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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宋从天圣九年,悬赏“别录单状”,到大观四年,“告捕小报,赏银千贯”,乃至淳熙十五年,甚至重罪到流放的地步——“近闻不逞之徒,撰造无根之语,名曰小报……如有似此之人,当重决配,其所受小报官吏,取旨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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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小报有以来,没有见过主动放开报禁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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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皇帝授意通政司办报时,朝臣还睁一只闭一只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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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新闻版署成立,意图开放报禁以后,群臣对此的进谏就没停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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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部上奏说“家设官分职,各有专司”;都察院搬出前宋大观四年九月,小报捏造宋徽宗罪己诏的故事;户部主事则拿钱财说事,言报纸“获不赀之利”;各地巡抚更是直言不讳,说此举不利约束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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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肆毁时政,摇动众情,传惑天下,几乎是当时朝臣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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