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成后世人更能理解的大白话,就是从刘邦开始,华夏封建文明对于商人群体,除了价值观、道德观上的鄙视和谴责之外,也有了具体的惩罚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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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刘邦那句贾人不得衣丝、乘车——商人不得穿昂贵的丝绸制品,不可以如官员、贵族那般乘坐马车,便是极为直接的社会地位压制,和生活权利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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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真正能体现封建时代,商人为主流舆论所不齿的,却是那后半句:别居另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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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别居、另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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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与寻常百姓混住,而是被集中在一个专门供商人居住的住宅群,以和寻常百姓农户物理隔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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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为商人专门另开一册,曰:商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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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一句‘士农工商’的社会价值排序,来确定商人‘百业之末’的低劣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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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做的原因,自然是让商人群体且是体会到:做商人和做农民,是真的有很大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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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商人,就没法和农户——也就是‘绝大多数人’住在一起,而是要同与自己一样卑贱的商人成为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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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就连户籍,也不再是普罗大众都拥有的农籍,而是膈应程度仅次于奴籍、囚籍的商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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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太难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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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在道德观念相对较高,人们对声誉、名望还十分重视的古华夏,这样的区别对待,是实打实能让人羞愤而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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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打的,也正是这个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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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别居另册,来对商人进行区别对待,让他们被羞辱、被社会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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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说已经入了商籍的那些人,是否会因此而困苦、难受——起码寻常农户看到他们的遭遇,就绝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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