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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寓很快又把矛头对准了蜀王,在内阁上强行通过在四川进行摊丁入亩新政。
大明亲王其实是推行摊丁入亩最大的绊脚石。经过老朱的限制,他们名义上的田产从立国之初的十万亩,统一降到了六千亩,看似不是太多。
但是,因为老朱鼓励儿子们都去学习辽王在辽东开荒,这些龙子们再加上巧取豪夺和百姓主动投献,各地亲王实际田产大多多得没边。十万、八万不算富,五十万亩才起步。
特别是那个蜀王朱椿,看起来文质彬彬,像个秀才,到了成都以后,闷声发大财,竟然不声不响地积累了两百万亩王府私田。
朝廷派人统计的时候,发现成都平原上十余州府百分之六十的耕地在蜀王名下,军户田产占百分之二十,四百万百姓总共才占百分之二十。
在种粮为王的时代,要不是辽王横空出世,蜀王想不成为大明首富都很难!
亲王们拿什么去开荒?他们有如来佛祖的神通,可以化掌为犁吗?还不是拿卫所的士兵或周围的百姓在替他们白干活!
成都平原上的老百姓平均每人要帮蜀王种半亩田,其中包括还在吃奶的娃儿。老百姓后背上都写着三字:白忙活。
百姓的负担可想而知,朝廷在四川的税收倒不如蜀王府收入的三分之一。
如果说杨寓真想为朝廷增加收入出发,拿蜀王开刀,倒不失一个好的突破口。这也和永乐最初削藩的想法是基本一致的。
因为自皇帝下令将辽东原辽王田产都交由辽宁布政使后,诸藩之中,数蜀王最多,民怨最大。
可惜的是,杨寓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想将掌管户部的蜀王朱椿和刑部的蹇义都排挤出朝堂,独占中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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