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减轻百姓负担,何以竟会事与感违地困扰百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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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公廨钱制实行后,官府缺公款无以治事,薄俸禄不能养廉。而一些贪鄙官吏乘机以权谋私,盘剥百姓,用强迫摊派的“抑配”方式举钱生息,年利息率加上劳费、有高达百分之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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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有“虚立保契,子孙相承为債户”的事情发生。背后官商勾结,使得放贷的公平原则丧失殆尽,老百姓被迫接受超常的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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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简单的地方官府人员贪腐的问题,而是地方财政支出不堪使用,而不得不采取的“另类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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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说,大唐运河沿途州府,都要长时间负责漕运的维持。其间费的人力物力,并不全是由朝廷中枢负担,甚至大部分都是地方州府承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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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州府的赋税,都交到中枢,或者有财政列编,都是固定款项。中央调拨的运河维护费用不够,地方官府那只能“另辟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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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毛出在羊身上,那些划掉的财帛哪里来呢?答案是公廨钱的利息,换句话说,靠高利贷剥削地方百姓而来。这些沉重的负担,可是不会记录在大唐中枢的税收账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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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并行的,还有各种苛捐杂税,名目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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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手中的利益,若是以权夺之,如同猛火急攻,必定反抗剧烈。若是以商夺之,则如同文火慢炖,催之无形。这些都是官府中“不能说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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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郑叔清坦然告知方重勇,算得上推心置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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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也是,如果让中枢出这些钱,那么李隆基早就破产要去讨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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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事当然要苦一苦百姓,怎么能苦皇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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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盛世表面上烈火烹油一般繁华,实则背地里危机四伏。郑叔清所说的,不过冰山一角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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