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居然不怪罪包拯,不仅听取意见同意革了张尧佐的职,后来还一路提拔包拯成为枢密院副使。
对百姓仁慈,许多皇帝在制度下多少都能做到,但能让臣子如此敢于进谏,且事后不仅不责怪臣子还大力提拔,足可见赵祯的仁慈之名不虚。
也让赵祯在最后得到了臣子们一致认可,到了“仁”字作为谥号。
不过仁宗一朝时仍然没有解决军政弊病。
公元1038年,位于宋朝西北方的党项一族在李元昊的领导下经济、军事发展壮大,正式宣布脱离宋朝的藩属关系,建国号大夏,这便是西夏。
近在咫尺的藩属国叛出自立,这当然不能忍。
于是双方爆发了持续三年的宋夏战争,可结果却是宋朝打不过辽国,连西夏一个自立的藩属国也打不过,战争宣告失败。
这场战争,宋朝方面以韩琦为代表的进攻派,与以范仲淹为代表的防守派各执一词。
韩琦认为应该集中兵力,寻找西夏主力予以歼灭,速战速决减少战争开支,一劳永逸。
范仲淹则认为,西夏地形复杂,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宋军又缺少骑兵机动能力差。
贸然进攻极易被伏击造成严重损失,应当沿途修建城寨步步为营,并在此过程中改革军政强化军队,一点点蚕食西夏才是稳健之策。
但是在反复争执拉扯中,宋仁宗还是选择了韩琦开支较少的打法。
结果三次大规模进攻,三次都遭受严重战损。
最终以宋朝每年向西夏赐予钱财,李元昊则取消帝号,名义上向宋朝称臣为结果。
这便是庆历议和。
与澶渊之盟别无二致。
这场战败固然有战略失误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彻底暴露了宋朝军事积弊已久,战斗力严重不足,已经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地步了。
范仲淹也正是这场战争之后痛定思痛,回京坚决推行改革。
上奏《答手诏条陈十事》,欲更天下弊事,这便是庆历新政。
旨在整顿吏治,以解决三冗弊病为中心,汰除尸位素餐的冗官。
制定科举新法,设立磨勘院,将学习执政的学院与科举结合起来,增加恩荫制度的限制,避免勋贵子弟不经学习和考核便可为官。
同时发展经济,减轻困苦地区赋税徭役,强化军事。
但是一项延续已久,已经滋生出庞大利益群体的政策,又岂是轻易能够彻底改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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