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这个假设,只能解释“为什么让我进入这个梦境”,却解释不了另外两个人的“联合入梦”。
而且之前在车上的时候,杨佩宁曾暗示我、他和联合政府并不是对立状态。
我不知道该不该信他,也不知道双方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但至少在“隐瞒我”这件事上,双方是处于对立状态的。
联合政府想隐瞒我、杨佩宁想让我知道真相,所以我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在他们之间做一个抉择。
或者说的更直白一点——我要选择“寻找自己的记忆”;还是继续“完成自己的任务”。
“我先帮你。”
半秒钟后,我朝杨佩宁伸出右手:“法耶兹副秘书长什么都没告诉我,我也试过几次深度催眠,但还是只有最近半年多的记忆,所以……”
“只要我帮你回想起来,你就会帮我做我想做的事。”
杨佩宁迅速领会到我的意思,可是脸上的表情却有些微妙:“但我需要的是你的‘信任’。”
“哦?”
我的眉梢轻轻跳了一下:“听你的意思,似乎是觉得我恢复记忆、就不会信任你了?”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不信任我,要怎么配合我完成深度催眠?”
杨佩宁用一种熟悉的频率拍了拍手,脸上的笑容愈发微妙起来:“不做深度催眠,就没法找回你的记忆,但是让我给你做深度催眠……你能信我吗?”
“我当然……”
“信”字刚到嘴边,我忽然毫无征兆的停了下来。
这是一个将服从性和奖励机制绑定起来的“预设陷阱”。
一个简单的例子——
孩子向父母索要零食或是玩具时,父母反问孩子“你听话吗”。
如果这时候孩子说了“听话”,那么父母的回应就是“听话,咱不买”,反之则是“不听话凭什么给你买。”
代入到眼下的情况,“我缺失的记忆”就是“零食”,而“听话”就是我们此刻讨论的中心主题——信任。
如果我说相信杨佩宁,那么他大概率会回复:“既然相信我,就先抓紧时间办正事吧。”
如果我说“不相信”就更简单了,毕竟“深度催眠”是一件极其需要信任的事,我不信任,杨佩宁自然就“无法”对我进行催眠。
这不是我小人之心,毕竟杨佩宁刚才已经说了,他需要的是我的“信任”,而不是我的“记忆”。
至于他为什么逼迫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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